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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探索未知的天空

UPTATED:2019/01/23 | 分类:行业动态

在知识产权领域,知道成绪新的人很多。这不仅是因为成绪新是从事知识产权行业超过二十年的专业人士之一,更是因为他是华为知识产权工作从弱到强、从本土化到国际化发展过程的重要见证者和贡献者。
成绪新1998年加入华为知识产权部,一开始从事专利挖掘、专利申请和风险分析等基础性工作,随着华为涉足国外市场,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专利许可谈判和诉讼等方面,现任华为知识产权许可和交易副总裁、知识产权部副部长,负责公司全球专利包的开发运营、专利许可谈判等工作,是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之一。如果说,华为知识产权部门的飞速发展是改革开放后整个中国知识产权行业发展的缩影,那么成绪新的发展经历,也代表了国内一大批为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做出不可磨灭贡献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者。
个人伴随企业成长
1992年,成绪新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本科学业负担已经很重,但从小吃苦耐劳的他不满足于现状,思考如何成为一个复合型专业人才。大二时获知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在招收第二学位,性格偏内向从来没把法律作为职业发展方向的成绪新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报名参加了考试,结果“稀里糊涂地考上了”。经过了三年系统的学习,成绪新喜欢上了知识产权,“觉得挺好玩”,再加上拥有理工科背景,条理性和逻辑性较强,使他学起来相对轻松,自此与知识产权结缘。
上世纪90年代,国内各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普遍都不强。但华为主要创始人、总裁任正非当时就意识到知识产权很重要,研发成果需要被保护起来,便于1995年由几名没有知识产权背景的研发人员创建了知识产权部门。一年后,华为从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的第一届知识产权双学位毕业生中招聘了多名专业的全职人才。成绪新作为第二批专业人员被招聘进入华为。
“那时候,知识产权还是新兴的行业,要人才没人才,要系统没系统,互联网也不发达,专利检索都是用最原始的手段,很多论文和专利都是从高校、国家图书馆和知识产权出版社要复印件。”回忆起刚入行的情景,成绪新至今记忆犹新。不过,这同时也给予了成绪新足够多的发展空间,让他可以不断思考、研究、改进,使他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了飞速提升。而他感受最深的就是职业生涯选对了华为,因为有了华为持续的巨大研发投入,知识产权才有生根发芽的土壤;因为华为在海外市场的披荆斩棘,知识产权工作才丰富多彩;因为华为面临各种知识产权压力,作为华为知识产权团队的一员,才有不断提升专业知识的动力。
21世纪初,华为开始拓展海外市场,此时等待华为的是欧美通信巨头所发出的律师函,其声称华为侵犯了他们的专利,一开价就是天文数字。这些企业收专利费只是表面,真正的目的是将华为扼杀在起步阶段。
“当时在与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谈判过程中,华为意识到了知识产权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保护,更是企业海外竞争的工具,也是进入海外市场的入场券。”成绪新回忆。自此,管理层作出决策,开始真正将知识产权作为公司发展战略来建设知识产权体系,投入巨资打造知识产权团队。2005年华为知识产权团队从20多人扩大到100多人,到现在已经有370多人,是国内知识产权团队规模最大的企业。
“华为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面临很多竞争对手的挤压。知识产权团队的工作内容不是追求专利数量的增长,也不是为了企业上市,而是为了布局高价值的专利,在谈判桌上获取平等的谈判地位。”成绪新说,2010年以后,华为在战略防御的同时,开始扩展知识产权未来进一步的发展空间,逐渐通过专利对外许可、专利运营来提升华为品牌知名度,获得行业的认可。
实践悟出行业逻辑
在一家单位、一个行业工作了20年,是什么吸引着成绪新呢?“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永远都有一片未知的天空等待着我。就像翻过了一座专利申请文件撰写的山头,又有专利谈判的小山伫立在那里。”成绪新坦言,是“山的那头是什么”不断吸引着他翻山越岭,突破重围想要一探究竟。
成绪新在多年的从业实践中悟出了这样的行业规律,专利侵权诉讼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要命的”,一类是“要钱的”。因此,成绪新在处理任何一个专利纠纷的时候,除了考虑法律层面的问题,还会考虑对方的真实意图是否是商业目的,再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如果对方是要你命的,只能准备好自己的武器。”当年思科诉华为便是来“要命的”。2000年,随着华为国际化进程的推进,思科感受到了来自华为的威胁。2003年1月,思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东区联邦法庭对华为提起专利侵权诉讼。如果此次华为败诉将可能成为其国际化多米诺骨牌中倒下的第一张,不仅短期内无法进入美国市场,而且多年开拓的国际市场也将受到牵连,甚至面临全线崩溃的局面。华为立即成立了由多位高层人员,以及知识产权、数据产品研发、市场、公关等部门组成的一支应讼团队。华为认为,思科此次诉讼的真正用意并不是和解获赔,而是试图通过诉讼来挤压华为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打击华为的增长势头,使华为的产品全面退出美国市场并阻止华为与3COM的合资谈判,这便是思科诉华为背后的商业逻辑。2004年7月,这场持续了一年半之久的案件以思科与华为达成和解,终止所有法院诉讼告终。时至今日,这样忽而腥风血雨,忽而握手言欢的场景在全球通信行业已屡见不鲜,最后多以和解告终,其中的玄机不外乎是商业逻辑。
现在回头看,成绪新说,感谢思科给华为上了一堂真实而生动的课,在思科诉讼前,华为感知到了知识产权的价值,但又不知道价值真正体现在哪。而思科诉讼后,华为才真正知道知识产权的价值体现在市场竞争中。虽然华为为了那场诉讼花了几百万美金,这在当时来说是一大笔费用,但也让华为省去了一大笔广告费用。这个诉讼让全世界都知道思科认为其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华为。既然思科都认为华为是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那么如果客户能信任思科,也就可以信任被思科称为竞争对手的华为,这是无形却显著的品牌效应,自此之后华为的知名度大大提高。
除了来势凶猛的“要命的”竞争对手,剩下的便是一些小打小闹的专利收费公司,成绪新称之为“要钱不要命的”。这类公司来找华为收专利费,成绪新除了核查专利是否侵权,还会用商业逻辑来分析这些公司的基本情况,包括经营状况如何,诉讼过哪些企业,诉讼结果是怎样的,与其他公司签过什么许可协议等。
这些年来,华为不仅仅在解决自身问题,还怀揣着一个使命,那就是改变行业规则。知识产权规则是几百年前西方创立的,促进了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功,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中国更多的是以跟随者的角色,学习吸收他们的制度、规则、经验。而现在,中国在某些行业的研发和创新已经位居全球领先水平,知识产权的实力也得到显著提升,中国企业已经不再是专利许可的被动接收者,需要在业界发出自己的声音,需要调整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国际规则,这就是华为为什么最近几年频繁现身于国外诉讼的原因。成绪新希望能够通过华为的努力,通过诉讼、谈判,改变西方世界定下的固有规则,让中国企业在国际知识产权的规则制定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改革开放后的这四十年,中国的创新实力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也给了知识产权事业萌芽发展的机会。作为打开中国知识产权这扇窗的重要人物之一,成绪新深有感触,只有吃过苦头、尝过甜头的企业才会真正重视知识产权。他期望继续为华为、为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再奋斗二十年。